人‧耕‧食 共同體

作者/李子紅

滯銷無年無之，無地無之，源於何？是市場供過於需？抑或農業貿易資產階級宰控所致？

由於個別小農無法即時且精確掌握全台灣各種農產品供需之動態資訊，包括生產面積、預估年產量之區間值、年消費量之預估．．．等，故只能依主觀經驗（如今年何種農產品價高熱賣）而造成一窩蜂「搶種」現象，然而，其供需之失衡未必嚴重，但農業貿易資產階級卻利用此一不利形勢而狠壓收購價，以極其利潤，遂成滯銷。

對此，農政單位及主流觀點歸咎於小農“盲目搶種”，實為掩飾農業貿易資產階級這一罪魁禍首！

農業結構性產銷失調，眾所皆知，何以農政單位無為而治、束手無策？
　
其一，歷來農政單位之首長及技術官僚無不信奉市場神話，政府平時不能介入產銷過程以重建“人為”機制，只能在市場失靈而滯銷時，或因災害損失，才能予以救濟措施。

作者/李子紅

　　自給小農與市場化小農因「靠天吃飯」－－氣候不確定性及天災來襲頻率高－－及需天天巡視是否發生病蟲害而飽受土地束縛，但統一生產經營之合作化使勞動生產力及勞動效率驟升，致農閒增長，且能實施輪值制，讓社員得以經常遠行，以拓廣見識閱歷，從事交流考察，並有餘裕參與公共生活及公共事務，質言之，合作化之進歩意義不僅僅在於小農經濟上共利而已，唯須合作化，才能培力小農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朝向公共人、民主人及國際公民。

作者/李子紅

對於農村與農民，我們總充滿好客、人情濃郁之美好田園想像，其實，市場化小農之間，因面對農業貿易資產階級之剝削宰控，而不能不陷入相互競爭關係。“販仔”收購量有限，自以物美價廉者優先議價收購，迫小農們削價求售。

由於競爭，雖同一產銷班，也藏私而不肯真誠無保留分享技術知識、經驗及獨特方法。由於競爭，互助交工之傳統不再，於產期採收就須另聘短期臨時工，因工資支出而提高生產成本。

是以，若達致統一生產經營之合作化－－合作化最困難之層次，社員們之技術無私交流、共享，齊心協力於技術及生產過程之不斷改良創新－－譬如將產期拉長而使平均售價上揚，統一調度合作社各社員家庭之勞動力，則節省工資成本，且不斷提升農產品質。

合作化之程度與層次愈高，總體生產經營成本愈少，農產品質愈佳，合作社之總淨收益及社員所得愈多。此外，生產改良創新與收益之間良性循環。

作者/李子紅

根據學者研究，台灣農產品零售價至少６０％被中間盤剝機制所「吃」了，長期以來，主流論述一直建構農業貿易資產階級剝削宰控個別小農之認知，但其實，由於中間盤剝機制壟斷了農產品之流通及供應，無法形成工業商品般之市場競爭，消費者同受剝削宰控，故當風災雨災造成減產而致小農賣給「販仔」之產地價僅漲一至三成，消費者所買之零售價卻暴漲一倍甚至兩倍，卻無從議價，莫可奈何。

合作化與直銷化，就是將６０％進行重分配，將其中３０－４０％返還農民，另２０－３０％返還消費者，如此，農民富有起來，才能吸引青年返鄉務農，而消費者也因平均零售價調降２０－３０％而加大購買量，台灣總體市場需求急劇擴張而致休耕農地迅速復耕全面復耕。

當城市一部份就業人口因“農業新貴”浪潮轉而務農，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將有利於平均薪資上漲。故馬英九之均富施政及經濟轉型不必大動干戈，只須推行農業合作化與直銷化。

作者/李子紅

封建時期之自耕農或佃農，為自給苟活而生產，而住於城市之地主則將佃農所繳佃租農作以商品賣出，供應城市所需。在明清時期之江南，已有生意人租大片農地為交換而生產，走資後之中國學者將此現象詮釋為中國資本主義之萌芽。台灣在日本殖民以前，稻米已銷往中國及日本，但應是地主之佃租稻米。

國民黨在日本殖民後之基礎上全面推進了台灣之資本主義化，佃農雖在陳誠（時任台灣省省主席）以暴力逼迫地主階級接受“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而翻身為自耕農，但開始了淪為市場化小農之命運。

一九七Ｏ年代，為解決小農土地日益零細化、成本愈來愈高之農業困境及危機，國民黨政府曾鼓勵農業合作化。合作經濟，原是明訂於憲法之基本國策，故早年台灣有幾所大學開設合作經濟系，如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但推動合作化須先培訓大批人才進駐農村，長期鼓吹、輔導及協助，並擔任經營發展合作社之主要幹部，當然，工業掛帥、鄙棄農業（對美帝為首之「現代化」模式片面理解仿從所致）之國民黨政權不可能如此而為，所以，台灣市場化下之個別小農便無力擺脫中間盤商（農業貿易資產階級）之剝削宰控，而直銷予使用者或零售終端，何以故？
　
由於為交換貨幣而生產，故只能採單一作物或至多兩三種作物，過多作物致施肥、病蟲害防治及田間管理之貨幣支出及勞動付出（時間、心力、勞動複雜度、人力需求）皆須大增，而且更難銷售，除非是晚近發展出來之社區協力農業。作物單一化或至多兩三種，若欲直銷，只能供予連鎖大賣場、大餐廳、大醫院、便當工廠、團膳企業．．．等需求大者，然而，試想，個別小農如何可能與之直接聯繫、談判、議價，並形成穩定供需關係？前述需求大者之採購部門，在大盤商與個別小農之間，與何者打交道？大盤商能暗惠回扣及種種“招待”、賄賂，個別小農能給什麼“好康”呢？此外，大盤商有財力能承受三個月才結帳，個別小農能嗎？

直銷，須長途保鮮運輸至前述之各購買方，而個別小農有此財力及能力嗎？

作者/李子紅

生產面積小之自耕農或佃農。小農是相較於中等規模面積之家庭農場（幾十公頃至一兩百公頃）及大農制而界定。美國是資本化大農制之典型，生產面積幾百公頃至幾千公頃，高度機械化－－從電視上常見飛機噴灑農藥，雇用大量農業工人，多是黑人、中南美洲移民或非法移民。資本化大農制要求政府鉅額補貼出口，台灣於阿扁時代（加入ＷＴＯ）被迫從美國進口大量稻米，正是資本化大農制所必然。對美國帝國主義最盛期而言，農業是以出口為導向之國家戰略性產業。

好萊塢電影『麻雀變王妃』王妃娘家便是經營家庭農場，一定程度機械化，由家庭成員從事生產勞動，農忙時，各家庭農場互助，或雇用少量短期工人。不敵資本化大農制之市場競爭，一九九Ｏ年代起許多家庭農場破產而被購併。

台灣小農精耕細作，講究田間管理，尤其水果栽植更是人人各有一套絕活，美國資本大農制及家庭農場則是粗放式生產，也不得不粗放式生產，因為農地面積太廣大，只能幾乎全靠機械化－－栽種子、施肥、灑農業、採收，而無法精耕細作。若要精耕細作，須增僱幾十倍甚而幾百倍農業技術熟練之工人。

(本文原刊登於台灣立報)

■陳方隅

(本文原刊登於台灣立報)

【編譯陳玫伶整理報導】據《亞洲新聞網》報導，武田將宏（Takeda Masahiro）在日本西部的滋賀縣（Shiga）讀大學，沒想過自己後來會成為一名社會企業家。

作者/關亦然

        不只是原住民，漢人（尤其是客家人）也有交工的傳統。但因為二次戰後資本主義的演變，農村共同體與部落共同體逐漸瓦解，農民也日益原子化與個體化，變成我們今日看到的小農。今日走進農村與部落，儘管比鄰而居，但卻是「空間上親近、心理上遙遠」，在生產上也是單打獨鬥（這不禁讓筆者想起友人講一個笑話：「老農什麼都怕，就是不怕單打獨鬥」）。

作者/關亦然

    以往談到農業時，我們往往都集中在農業本身，很少談論農村問題。

    農業與農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台灣因為農業破產，大量農村人口外流到都市地區，以致近年來農村人口呈現一種「漏斗型」的分佈狀態：老年與兒童居多、幾無青壯年人口。

    因此要讓青壯年人口回流，除了農業能夠賺錢外，最重要的是發展公共運輸：

作者/關亦然

作者/袁牛飛

       傳統觀念並不將農業當成有經濟發展潛力的產業。談到要發展經濟，政府的眼光一向只集中在高科技產業跟服務業；農業頂多只不過是基於糧食安全考量，需要加以保護與施捨，花費預算扶持的拖油品。然而實際上，要帶動整體台灣經濟發展，改善產業結構，解決農村人口外流，都市人口過度集中，勞工工資低落等各種問題， 行「新重農主義」是一條極為有效且可行的路線。

為何農村人口外流，農村凋敝，廣大的可耕地遭到休耕棄置的命運?因為做農就是不賺錢，受到盤商剝削，因此農村青年不覺得從事農業有任何的前途。因此，要扭轉此現象，就需要在政策上直接大量採購有機農產品，供應各種公家與公營機構的膳食所需；有了這樣龐大的市場需求之後，自然從事農業就會重新成為能賺錢，有發展前途的產業。隨之離開農村的青年人口返鄉的誘因就會大幅增加。

假設有500位青年受此政策誘因，願意返鄉務農，這為農村所帶來的不只是500人份的活力。他們返鄉耕種，有了收入以後，自然會娶妻生子。生下來的小孩需要 就學，因此為因應這些孩子就學的需求，政府需要為農村加聘師資，蓋學校；同時為了這些人的各種需求，其他各種服務業也會被吸引，跟著回農村。500位返鄉 青年所增加的不只是500名務農人口，而是各種產業在一連串效應下的活化起飛。

不只是農村因此得益，都市過度擁塞的人口除了造成各種環境，生活品質與交通的問題，同時也造就都市勞動人口過剩，工資條件低落的情況。農業扶植起來，都市人 口往農村回流，剩下來還留在都市的居民可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解決了都市勞力市場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工資條件不需任何激烈的勞資抗爭，即可得到明顯 改善。

作者/關亦然

           閱讀此則新聞，著實讓人膽戰心驚：

作者/關亦然

         新聞中提到過度施肥的現象，反映一個共通問題：台灣農民欠缺科學管理的精神。

作者/關亦然

        現行針對精神疾病的治療，往往只偏重於藥物。更糟的是，針對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往往是採取隔離性措施（即住院），使得精神病患更佳難以融入社會。

        因此，對於精神病患的治療原則，不應只有醫療。而是要創造一個空間、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培力精神病患者重新恢復生命的能力。而農業，是選項之一。

作者/關亦然

        人在思路上，往往會不假思索，承襲現狀。譬如大部分的父母親對小孩成績憂心忡忡，但卻不思考成績制度的合理性、與成績制度的危害。對於病蟲害問題，也容易產生類似的迷思，與其我們問病蟲害問題有多麼嚴重，我們跳開思路，反問：「病蟲害是個問題嗎？」

        病蟲害的危害有二：一為損及整體農作物的生長、二為造成瑕疵農產品。瑕疵農產品即使賣相不佳、或造成部分損失，並非無食用與再利用的空間。若朝全利用化發展，病蟲害就不是極為嚴重的問題。

        但我們要深思的是，為何病蟲害會被建構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這要從農業的產銷機制談起：

記者/關亦然

植物工廠無法解決糧食危機

            植物工廠設立之所以興盛，主要是因應糧食短缺問題。但植物工廠真能解決糧食危機嗎？在此，我們以「農業摩天樓」（註1）作為比較基礎。根據研究顯示，全若要供應紐約市全市800萬居民民所需的食物需要160座農業摩天樓（註2）。因此，我們假想植物工廠作為台灣糧食作物的主要來源若我們，以2000萬人口計算，依據上按這個比例推算（160座摩天樓：800萬人口，等於1座摩天樓需要5萬人口），那麼台灣需要建設400座農業摩天樓，才足以供應全島的糧食需求。若台灣需要建設400座農業摩天樓才能滿足糧食安全，植物工廠的生產規模遠比農業摩天樓要小，更不可能達到糧食安全的需求。（註3）

植物工廠無法維護環境安全

   我們得瞭解到，農業除了發揮糧食安全的功能外，尚有另一最常被忽略的功能：環境安全。農地，具有保水、透水、滯洪之功能，在極端氣候已成常態氣候之今天，倘若農地消失，台灣豈不成「水鄉澤國」？植物工廠為高度人工化、科技化之生產環境，完全脫離自然，無法維護環境安全。（註4）

植物工廠應是補充性的農業生產方式

記者/關亦然

新資本標的：綠金

近幾年因應全球氣候暖化、及人口爆炸，全世界均面臨糧食短缺的危機。糧食短缺同時創造一個龐大的市場需求，形成一股綠金潮，資本尋找新到一個新標的：農業。這股綠金潮，不僅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如IBM與豐田）趨之若鶩，如鴻海、台達電等台灣高科技業者，亦虎視眈眈。原因無他，高科技的毛利率只剩2-3﹪、而農業的毛利率卻是兩位數起跳，利之所趨（註1），每個資本家都想在這塊新興市場逐鹿廝殺，解決資本積累的困境。

什麼是植物工廠？

   但與這股綠金潮相應的農業生產模式，可不是「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式的傳統農業，而是植物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