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耕‧食 共同體

    九年前，蘇治芬競選雲林縣長，提出「農業首都」口號，是對國民黨發展主義統治殖民路線之挑戰與翻轉，也是對民進黨陳唐山任台南縣長爭取南部科學園區執政路線（完全跟隨了國民黨之發展主義統治殖民路線）之挑戰與翻轉，翻轉了農業之社會價值與政治地位，也翻轉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專制界定與一元化模式，令不滿藍綠執政之自主公民大感興奮，為之期待。
　　然而，九年後，蘇治芬縣長終究只給了我們口號，而不給我們與口號相稱相符之實質治理，所謂「農業首都」之農業治理，一點也不先進，一點也無首創性，一點也不能領導台灣農業發展方向、目標、價值之翻轉，它仍走著國民黨發展主義之老路，仍驅役著市場化小農没入全球資本主義兇滔惡潮裡，瀕於滅頂，從物質到精神，皆瀕於滅頂！
　　「農業首都」之口號若要落實，就須落實『翻轉』兩字之根本精神，亦即，翻轉農業發展方向、目標、價值，那麼，須先翻轉銷售端，翻轉銷售端對生產者之單向盤剝宰制關係，所以，推動在地採購，就是翻轉總戰略總路線之具體化。
　　前此，已倡議推動西螺醬油產業聚落在地採購在地綠農生產之黑豆，各國中小之營養午餐食材在地採購，現再提第三種在地採購之可能方案，大型醫院。
　　雲林共有五家大型醫院，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成功大學醫院斗六分院，天主教若瑟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中國醫藥大學醫院北港分院，這五家皆設有餐廳與住院患者供膳部門，雲林縣政府主動出擊，說服院方支持在地採購友善環境農法之農產與綠色畜產、水產，絕非難事，畢竟，供應環保、安全、健康之食物，乃醫院之職責。
　　雲林縣政府可委託公開、透明、民主營運之在地社會企業，負責招募、培訓、組織有志青年，進行合作化生產與綠色生產，為五家醫院契作，當然，於實施之初期，在地採購百分比不可能達成１００％，應逐年提高在地採購之百分比，數年後，必能實現１００％。
　　在地採購，也翻轉了資本主義下，生產者與消費者被建構之從未謀面與潛在利益矛盾之關係，在地採購之下一階段，就是推動生產者為滿足在地居民之食物需求而計劃生產，居民不但可能直接向在地生產者採購，也可能體驗性參與生產，與生產者發展出緊密之互信、互學、互利、互助等交往關係，根本地保証了生產過程之透明、安全，與環境和諧共生。

致雲林縣長候選人張麗善、李進勇：
　　
　　「農業首都」農業危機之一，就是生產者老化，但，後繼無人，其實，愈來愈多出外青年有意返鄉從事友善環境之農耕，但因兩大困境（當然還有其他相對次要之難題）而卻歩或中輟：
　　其一，難以取得土地；
        其二，無穩定、有保障之銷售通路，故收入也不穩定。
從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只提供生產技術培訓，但對前述兩大困境，明知，卻消極無為，故到處大量開班授課，但不能不指出，相關公共預算、行政支出與社會成本形同虛耗！
　　
　　應先主動積極協助有志歸農青年解決兩大困境後，再提供生產技術培訓，那麼，如何解決呢？
　　實施雲林縣各國中小營養午餐食材之在地採購，並以有志從事友善環境農耕之青年為優先對象，雲林縣政府須與與各鄉鎮市農會合作，協助他／她們洽詢休耕地，簽訂長期租約，予以生產技術培訓，經農耕實作驗收達標準者，簽約契作。
　　營養午餐食材在地採購，一來，符合最小食物里程；二來，符合為滿足在地食物需求而生產之基進農業原則；三來，以契作引導友善環境農耕，逐歩過渡至有機認証、生態復育及合作化之生產；四來，供應食材之農場，即是該校學生農事教育、食物教育、環境教育、糧食安全教育最好之教室，而生產者，則是最好之老師。
　　現實上，營養午餐食材絕不可能馬上１００％在地採購，所以，只能逐學期提高在地採購金額之比例，譬如，每學期至少增加２０％。
　　但最棘手者，各國中小營養午餐之採購供應，是一筆生意，是既得利益結構牢固且歷史久遠之生意，欲破除之，只能通過＜雲林縣營養午餐自治條例＞，明文規範，各國中小營養午餐食材由雲林縣政府統一採購，並以在地採購為原則，得委託公開、透明、民主營運之在地社會企業負責執行，並組織、培訓生產者，以有志從事友善環境之青年為優先對象。
　　在此自治條例中，應明訂，六年內，各國中小營養午餐食材完成在地採購１００％之目標，受委託之社會企業，應每年定期擬定公佈在地採購百分比之目標及具體執行方案，並接受縣議會之質詢。
　　張麗善，李進勇，打造農業首都，最迫切需要的，絕非政策買票之營養午餐免費、免費喝鮮奶，而是營養午餐食材在地採購／在地契作，以培育農業首都接班人！
　　政客，為當選而政策買票，政治家，為未來，擘劃遠見性治理、翻轉性治理。

蘇治芬縣長執政九年，喊出了「農業首都」之口號，但檢視其實際治理，赫然發現，藍綠一家，國民兩黨極其一致地，迷信將縣內之農產品銷至縣外之大都市與台灣境外，並引為政績，即使割稻尾，也不錯過。
綠色執政，但農業治理，卻完全藍色化，罔顧（更可能是無知）糧食安全、糧食主權、食物里程、食品安全、農業生態環境之友善重建、為前述各者進行計劃生產、生產者之分配民主、農村民主共同體之重建等當代進歩之倡議與追求，一心一意，把農業首都之農業，推落早已結構性失靈且無法修理之市場深淵，甚至沒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惡潮！
以西螺聞名之醬油產業聚落為例，蘇治芬縣長九年「農業首都」之真相為何？很抱歉，極為諷刺的是，釀造醬油之原料，黑豆，依頼進口幾乎達１００％！這是啥米款的「農業首都」呢？對這般諷刺地讓人無地自容的事實，蘇治芬之雲林縣政府與其前任張榮味之雲林縣政府，極其一致地，無感，不聞不問不作為！
雲林縣政府若有心用心，推動西螺醬油產業聚落在地採購在地生產之黑豆，何難之有？
首先，縣長若親自主動出面，一一專程拜訪說服，各家企業負責人總得多多少少給面子，應允一定之採購量，總計起來，就相當可觀，馬上即能招募雲林有意返鄉務農之出外青年，組織起來，進行合作化生產，合作化生產能持續降低生產成本，並不斷提高平均品質，且能使「菜鳥生產者」相互激勵、學習、支持、培力，將農耕志業之路，堅持而穩健地走下去。
其次，凡願以契作，長期而穩定地，支持在地生產黑豆之醬油企業品牌，雲林縣政府大力宣傳，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包括網路／刊物／廣告／信封／新聞操作，除了倡導雲林縣公教人員購買，雲林縣政府之禮品採購亦以之為優先，作為回報。此等回報，雲林縣政府不需多花一塊公帑，卻必引來不少西螺醬油企業跟進，契作。
再者，縣長親率契作品牌與全台各大賣場企業負責人談判，除了爭取上架，在全台各大賣場設專區。另，雲林縣政府設計行銷從在地生產農場至契作釀造醬油工廠之體驗旅程，開發觀光採購客源。雲林縣政府於對待契作品牌與不契作品牌之政策差距，不斷拉大，才能有效驅引不契作品牌加入契作品牌之行列。
以上所述，縣長一任四年，輕易可為，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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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農業局副局長張隆仁口述 施朝祥整理
 
 
　近年來，機能性或保健食品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已蔚為風潮，蕎麥在日本非常的備受青睞，人們都認為蕎麥為理想的保健食品。蕎麥除了做為一種澱粉加工食品外，目前更逐漸成為廣被接受的保健食品。蕎麥已知含有多種藥用、保健的重要成分，例如維他命B1、B2、維他命E、膽鹼素、泛酸及菸鹼酸；另含有令人注目的水楊酸、N-水楊酸叉替水楊酸胺、4-羥基苯甲胺、芸香苷(rutin)等成分。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為全植株(根部除外)均富含芸香苷成份。它屬於植物體中二次代謝產物類黃酮之一種。目前蕎麥的芸香苷在醫學上被已確定對視網膜出血、毛細管性中風、冠狀動脈阻塞等疾病有顯著的療效。因此將蕎麥開發為健康保健食品，包括蕎麥粒、蕎麥粉、雪花片、薏苡蕎麥三合一及蕎麥麵、蕎麥粥等多種產品。

文／施朝祥
 
　　   從國內知名品牌「山水米」，以越南米假冒台灣米，高價出售，賺取價差。終於把原本屬於米商的公開密秘，變成新聞焦點。

木喬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或許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最為複雜但也卻是最為緊密的一個環節。先撇開所謂的「複雜政治議題」不論，兩岸間的民生問題相互影響與搓揉，卻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
 
幾個最明顯的例子，早在香港政府限制陸客購買民生物品的數量之前，團客、自由行來台的陸客，早已將台灣醬油、奶粉、米，一箱一箱的往中國大陸帶；原因無他，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黑心食品，不勝枚舉。當然，台灣農業技術確實令人欽佩，連帶農產相關加工品的產出，自然也獲利。
 
這是正向的一面，代表兩岸民眾根本最關心的還是民生議題；雖然在檯面上法令有太多的限制，譬如說糧食的出口配額管制，就無法讓台灣的優質米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那麼得順利；而相對的一些老字號有品牌的特色農產品，也未必能夠大量生產滿足中國大陸那麼廣大的市場。這些，都還是有待克服的一面。
 
但今天兩岸從農業交流走向民生交流，最近華東地區發生的二件事情，兩岸媒體與相關專業人士，似乎彼此給對方築了一道高牆----上海水源區出現的上千頭死豬放河川流、以及最近出現的禽流感H7N9疫情----雙邊在這樣的非政治且又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兩邊相關政府部門的反應，不是毫無動作就是慢了好幾拍。
 
先從最熱的禽流感談起！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去年台灣一位自由影像記錄者李惠仁才因為長期的田野調查，披露了台灣中部曾經爆發高病原禽流感，導致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長許天來的下台。這個案例說明的動物防疫的死角，如果沒有民間力量的參與，政府部門是無法填補的；可惜的是，這樣的一個經驗，並沒有辦法放在兩岸農業交流的大框架下，而中國大陸的新型H7N9禽流感疫情，在官方數據已不可信、民間又缺乏參與監督的情況下，恐怕一時間很難止息。
 
這樣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兩岸的交流以經常態化，人員往來互動如此頻繁，關口檢疫措施只可以更強化而不是倒退。而上海水源區上游出現的病死豬放河流的事件，更是兩岸農業交流當中，一個被長期忽視的死角。
 
筆者多年前曾經常往返福建地區探訪當地畜牧業概況，當時省廳的農業負責人就已經清楚的知道「畜牧業的成敗在於生態環境永續經營」，因此對於台灣的「斃／病死豬處理作業流程」（也就是所謂的「化製場」）十分感興趣。確實在兩岸民間的互動交流中，中國大陸的基層農政部門也注意到了台灣在這一方面的技術領先，但不幸的是台灣的農委會卻對於這樣的技術抱持著「不准外流」的心態，雖然表面上不明說，但私底下卻是不贊成也不鼓勵化製場業者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更遑論技術交流與觀摩了。
 
試想，如果台灣這套死豬回收系統順利的進入中國大陸，相信華東地區的上千頭豬隻死亡的後續處理，將不會是問題，更不會導致飲用水的汙染。事實上，台灣早期的畜牧業同樣也是無法與環境並存，不要說臭氣沖天，單單一個雞鴨豬牛的排泄物處理，就已經搞得河川重度汙染，更不用說飲用水的安全問題。台灣過去的摸索經驗與歷程，在很多方面恰恰是中國大陸當下的一個反映寫照。
 
但台灣幾十年的發展經驗，確實今天可以供中國大陸參考，降低他們畜牧產業對環境衝擊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進入所謂的「生態畜養／零污染畜養」的高階技術上，其實兩岸彼此之間互有所長，就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一個重要課題。而死豬如何處理，又是屬於零汙染畜養的一個重要環節。
 
台灣雖是標準的小農經濟，但在畜牧產業上，走向大規模的一條龍式的業者也愈來愈多；這樣的經驗，除了丹麥、美國等畜牧大國的經驗可供參考之外，就屬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參考對照價值最高。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磁吸效應，對於產業一條龍扮演的成敗關鍵角色；兩岸政府應該要摒棄「技術外流」，尤其是台灣的農政單位不要再持過去的保守心態，或是以學術圈的象牙塔思維模式來看待產業之間的技術交流。
 
要知道，交流的目的是要達到產業的升級而不是到退，台灣的農政單位主事者，應該要對台灣農業有信心，以開放的態度，釋出善意向中國大陸提供相關的防疫、檢疫、汙染防治等相關寶貴經驗，讓兩岸農業的交流昇華到另一個境界，而不是繼續守著「管制」心態而最終作繭自縛。

木喬
 
在核四、馬親信賴素如遭收押的大新聞壟罩下，有一則很重要卻沒有被重視的新聞，那就是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擬在高雄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其中規劃的四大產業中心之一的｢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農業縣立委與農民憂心忡忡，認為此舉將嚴重衝擊台灣農業生存。到底自由貿易區是甚麼概念？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將帶來甚麼影響？用最簡單一句話就是引狼入室，一旦走上這條不歸路，台灣農業也將正式畫上休止符。
 
按照行政院今年一月卅一日發布的新聞稿指出，自由經濟貿易區規劃成立｢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是為了充分發揮台灣農業生產與加工，以及農產品國際品牌之競爭優勢，藉由放寬國內投資法令限制，吸引海外投資帶動國內農業發展。而操作模式，是採｢境內關外｣鼓勵農民與廠商契作，中心內產品以外銷為主。而農委會的補充說明中，會持續管制中國大陸830項農產品進口、認同經建會所規劃的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能面對後ECFA時代的挑戰、來料加工的來源不限於中國大陸而放眼全球同時規劃台灣的專業契約生產者、區內加工全數外銷以市場區隔等。
 
可悲的是，政府面對民意的反彈，做賊心虛似的大肆澄清中國大陸管制的農產品不會藉機進入台灣市場；而經建會陷入的迷思依舊停留在｢加工出口區｣思維模式來擘畫台灣經濟未來前景。而最令人擔憂處是，這個｢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完全看不到任何｢因產業升級而加值｣的規劃，停留在來料加工模式，就是加速台灣農業衰敗的重要關鍵。
 
首先不可行的是｢透過契約耕作未必能降低生產成本｣。契約耕作對台灣農業的連結應該是｢產業升級｣，而非｢降低成本｣；應朝向市場導向而非生產導向的銷售模式，且台灣周邊鄰近的中國大陸、泰國、菲律賓、韓國都是農業大國，其農業生產成本絕對遠低於台灣；當中農產品同質性最高的又屬中國大陸，農民擔心中國大陸農產品藉自由經濟示範區進入台灣，不是沒有道理。
 
其次是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成立目的，仍著眼於｢藉產品加工加值後擴大出口｣，問題是產品加工加值後的利益，並不會回饋到農民身上；加工出口區一向只對產業供應鏈的活絡有幫助，但是對於產業的升級卻毫無助益。因為這是一種缺乏戰略縱深、缺乏對台灣農業未來整體規劃的作法，只為了擴大出口而認定就此能｢嘉惠農民｣，根本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經濟開發區有一個術語叫做｢前店後廠｣，強調是節省流程創造效益最大化；自由經濟示範區一旦成形，不僅來料主要供應國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買主也會是中國大陸，台灣農民與加工廠商，將成為替陸商打工的台勞。通路與採購權都外放給陸商、台商，台灣農民豈有保障可言？這不是另一種門戶大開，比開放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更嚴重的引狼入室！
 
自由經濟示範區真的能帶動台灣農業？答案是否定的。農民所憂心的，是看不見台灣農業的未來；一旦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啟動之後，所謂的契約耕作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情況下這些陸商、台商的農產品加工廠，依舊會以成本低廉的中國大陸與東南亞農產品為原料，然後打上｢Made in Taiwan｣外銷，豈不是讓台灣原本的農產品及及加工品外銷，變成一場空。
 
至於農政單位與政府部門大費周章解釋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的成立與開放中國大陸農產品來台，根本是張冠李戴；因為農產品是否對外開放，是放在雙邊國家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中的議題，與自由經濟區的來料加工完全不相干。政府說得愈多，只是益發凸顯自己的心虛，欲蓋彌彰而已！

 
(本文為熱心讀者來稿照登，不代表本刊正式立場)
 
 
焦鈞
 
國內高麗菜末端售價從年節後的元宵迄今，持續低迷未見起色，批發市場交易價格破底平均單價不到5元。農民血本無歸，消費者也未必得利，這樣的情況一再重演，原因何在？問題何解？
 
從生產面來看，每年春季高山高麗菜與平地高麗菜產期重疊，如果沒有異常天候因素干擾，市場產能勢必供貨於求，是其一；其二，今年受去年高麗菜價格飆漲影響，農民搶種；第三，春節過後市場買氣急速萎縮，受大環境影響因素有之。
 
問題原因顯而易見，為何不見農政單位出面｢干預｣？實情是，負責生產調節的農委會農糧署，每逢農作物生產過剩，最簡單也最容易的解決方案就是｢田間耕鋤｣，以每分地為計算單位賠償農民損失。而不成文的規定是，只要農民播種栽種，政府出面耕鋤，就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因此這幾年，政府不太敢出面執行此項政策，以免｢助紂為孽｣。
 
那地方政府與農會的角色呢？很可惜在選舉、派系的日益分化下，這項田間調查工作早已拋諸腦後，加上農民自體營運的合作社場興起，公權力介入調查的精準度已大不如前。
 
因此，高麗菜價格崩盤的根本原因：生產過剩，已經無法透過公權力或農民組織進行預防，這是問題的癥結點，也是結構因素使然。有無解決方案？試探討如下：
 
第一、 針對大宗菜強制劃定生產專區：所謂的大宗菜，指的是高麗菜、蘿蔔、馬鈴薯、洋蔥、大白菜這一類市場使用量大、生長期相對較長的蔬菜。
第二、 強化出口，由政府出面協助出口商辦理國外促銷活動，採契約耕作模式，嚴格控管生產專區之面積。
第三、 相較於大宗菜，短期葉菜類蔬菜大約只需20~40天便可採收，出現生產過剩的解決模式也不相同；因生產成本較低、市場需求量不高、對整體價格牽動度小，直接於田間耕鋤或辦理促銷即可。
 
最糟糕的解決方式，就是｢低價促銷高麗菜｣。理由是，所謂低於市場行情的促銷，只是排擠了原本正常通路的銷售需求量，讓小攤商生意變差，大通路商得利的扭曲市場價格法則的不當作法。
 
但高麗菜政治學的政治正確是，討好民粹，不顧公平正義；但實情是，農民依舊血本無歸、消費者買到的促銷便宜貨品質不佳、小攤商市況更差，結果就是消費者觀望心理加重，導致整體市場買氣的崩盤。

作者/李子紅
 
國家／國族主義之「國家安全」思維及意識型態，乃將「糧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之一環，帝國主義更將糧食視為全球戰略性物資，宛若武器。台灣歷來中央政府，不論藍綠執政，皆採前述「國家安全」之「糧食安全」治理。此即糧食安全之保守性。
 
國家安全之糧食安全，是平時預備「國家」受威脅時所需之糧食，而非滿足所有住民（不分年齡、族群、國籍、地域）所需之糧食安全─ 供予住民以生命維繫、充足而均衡營養、健康、友善土地生態以利於永續生產。
 
若按聯合國糧農組織所規範性定義之糧食安全，則係人民之糧食安全，尤其重視窮國之糧食安全及獲取糧食能力貧乏社群之糧食安全。
 
糧農組織僅僅提供了規範性定義，但未能也「不敢」進一歩闡明如何實現糧食安全之政策、制度及全球治理。
 
對我們而言，應予思考的是，台灣市場化小農體制與農業政策能否達成聯合國糧農組織所規範性定義之糧食安全？若不能，何因？
 
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安全，不但係絕對正相關，而且前者須是後者必要條件之一，是以，若將糧食安全稍加落實，即須推動全球各國本土糧食自給自足，那麼，其與糧食成為全球貿易商品（甚至是期貨商品）之體制及國家補貼出口之體制就不可相容共存了，貫徹糧食安全，則：
→反農業帝國主義，如美國
→反農業國際凱因斯壟斷集團
→反ＷＴＯ
→反為出口外銷之農／漁／牧／養殖生產，
　
此即，糧食安全之基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