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翔
英國自民黨領袖克雷格在今年二月公開批評保守黨樽節過頭，工黨對預算的運用則太過於慷慨，顯得現實感也不足，自民黨走的路線才稱得上是中道務實。
近來，保守黨首相卡麥隆與財相歐斯本則希望在2015-16年的預算繼續加深樽節，然而這樣的做法卻面對面臨黨內閣員挑戰，這些閣員雖然都是信奉柴契爾路線的右翼，但幾年的任官經歷下來，終究也發現再繼續砍預算，根本難以治理，因此在卡麥隆領導權威已大不如往的此時，便集體起而對卡麥隆與歐斯本進行反彈。不管內部角力的結果為何，最後近幾年來已大受打擊的社福預算，恐怕仍難逃繼續挨刀。然而，照現行的趨勢來看，分配規則不改，到本世紀中，社福預算將占政府預算的一半，即使是工黨執政，也勢難維持。
這樣的狀況下，即使是偏左的論者也會要求工黨面對現實；但如果工黨也只是從財政負責的前提下，盡可能維持社會安全網，沒有新的治理思維；那麼若是要在三黨中做選擇，多數的英國人選舉投票就也只是像是進入一家只賣咖哩飯的店，消費者不管怎麼點都是咖哩飯，不過老闆還貼心的付上大辣，中辣，小辣的選擇罷了(註1)。
這不只是英國的問題，也是不少歐洲國家的問題，經濟衰退外加人口高齡化，這恐怕會讓許多傳統慷慨發送現金的歐州福利國家難以維持，而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都得要面對強力要求"財政負責"的聲浪。若當保守政黨都聰明的如英國保守黨一樣在社會議題如同志婚姻，更轉向尊重個人自由權益，迎合主流選民的需求；被迫在財政議題上跟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不過是保守黨派二號，其面貌將模糊的難以辨視，此問題不解決，近幾年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歐州各地除了少數例子之外，面臨的全面挫敗窘境，將難有可能翻轉。
救助失業者及弱勢是否只能靠發放現金?是不是應該轉向思考，實施全面的公共計劃，讓失業者的能力為社會所用，創造非屬私人資本積累的價值?這有別於右派以職訓綁社福補助，逼迫失業者成為有用勞工的職訓邏輯(也是美國民主黨執政的路線)。在法國幾年前提高退休年齡，引發大批勞工抗議；然而是不是應該思考，一方面不提高退休年齡，讓年紀偏高的勞工能及早退休；另一方面，也運用其豐富的人生與工作經驗，轉做其他對公共生活有意義的事情?
選項之一，包括中國前屯村實施的互助養老模式，便值得參考；若能大量動員失業者與還算是健康，有行動能力的退休人口，以時間銀行的方式，交換彼此的服務，協助以非市場金錢交換的方式，滿足彼此的需求，即可讓現行的社福受助者，一轉成為能提供公共需求所需的社會參與者，這不僅創造龐大的社會效益，也對緊密人與人的關係，大幅改善公共心理衛生，減少孤寂跟憂鬱問題幫助極大。
這樣的做法除了在許多歐州國家都有著可怕青年失業率的當下，讓失業青年能發揮其不被勞力市場所需的能力，自助助人，一舉扭轉社會對失業青年的刻版印象以外；在讓不少中下階層勞工感到頗為緊張的移民議題上，也可能因此形勢大幅翻轉。
特別是近期英國保守黨為跟英國獨立黨搶票，宣布限縮移民所能享有的社會福利；然則若是讓移民納入此社會互助網，不只是在公共計劃中享受社會福利，而是也能以顯而易見的方式，為解決大眾需求盡一份力；想必反彈力道會大幅減弱。同時，在移民與本國人士不時因文化因素發生衝突，彼此矛盾隨經濟不景氣加劇，保守政黨領導者們也一一宣稱多元文化主義不可行之際；此做法將有助於不同族裔與宗教信仰者，在透過彼此幫助，認識及相處的過程，學習如何和平共處，面對並尊重彼此之差異。這有助於撤除右翼排外政黨發展的溫床，也減少移民因受社會孤立，敵視，而擁抱暴力意識型態的可能。
凱因思學派如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對樽節政策造成的民生困境十分關心，力主大規模花費的公共政策才能促進經濟回升，救助弱勢的花費有助於刺激經濟；然而，這樣的主張一來難以對主流財界的保守力量攻堅，終究難以脫離的了狗吠火車的命運；二來主張全靠政府增加花費，由政府規劃，尋找對促進成長有益的預算用途，對如何運用公民社會本身的力量來創造價值也完全缺乏想像。
力抗財政保守狂潮，主張樽節政策對經濟發展與中下階層傷害甚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 Fred R. Conrad攝，照片取自紐約時報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要脫離財政現實限制與政策路線難以和對手區分的困局，也只能尋新的治理思維，設法動員民眾，以集體的自主力量創造公共生活，共同解決問題，脫離傳統福利國家民眾被動受益的狀態。純粹財政意義上，要開闢財源並不容易；但在更活發的公共生活上，民間仍有太多埋藏的財富未被充份利用，而這也是尚待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挖掘的金脈。
感謝劉欣恆提供中國前屯村的互助養老模式的資料
註1:這邊除了沒有提地區性小黨，與其他國會影響力有限的政黨之外，本文是故意只講三黨。這裡先大膽的預設:根本沒有治理能力，只是在近期地方選舉，被懷念過去經濟榮景的選民當做不滿疏洪道的英國獨立黨會泡沫化。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