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翔
對於伊朗總統候選人需經6人神學家,6人法學家組成的委員會篩選才能取得資格(2009年有476人申請,最後被認可參選者有4人),美國媒體與深受美方觀點影響的本地媒體在帶著優越眼光評斷前,恐怕需先充份自省。
首先台灣總統參選人除了兩大黨之外,其他小黨與獨立候選人要參與極難,這恐怕很難說是完全自由民意市場運作下的結果。對於高額的保證金與連署門檻,多數的民眾根本沒有充份的資訊與管道,來認識各個有志參選者,了解其主張,來判斷是否決定以捐款和連署支援。雖然看似有很大的開放空間,但實質運作上,有能力入場參與者,不過是一小批人脈金脈良好的政治菁英。
在美國,對於2016年的總統大選,主要候選人正式宣布參選也是2015年的事了,但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了"看不見的初選程序"(invisible primary),主要金主老早就在依據各候選人可不可能做為可靠的親企業政策代言人,透過財力與人脈在進行事前的篩選。有實力與權力做出篩選者,相對於廣大的群眾,仍然也不過是一小批寡頭罷了。
就算通過一定程度的事前篩選門檻,也有隨時翻船的可能。如2011年年底於共和黨總統初選一度領先的批薩大亨凱恩(Hermain Cain)突遭被爆性醜聞而民調大滑,被迫出局。在美國政壇,性醜聞常被用來做為政治鬥爭異己的掩護,這並不無可能是資產階級菁英不認為這樣的政治新手撐得了長期的選舉程序檢驗,早早出手讓其清場,好讓支持選票凝聚在其他更可靠的政治老手的結果。

一度在共和黨總統初選候選人中民調領先,因緋聞遭爆發而不得不退選的Hermain Cain
在整體政治系統下,兩大黨更是用盡各種方法排除其他小黨的參與。小黨總統候選人即使一州一州的辛苦連署,取得在大多數州的參選資格,最後也通常難以參與電視辯論程序。
在這樣的程序篩選出來的有實力的參選者,自然難以避免的,會採取的實際施政方針有大量的同質性了。如歐巴馬政府進行的無人戰機轟炸,對一般民眾的大規模監控行動等忽視人命,侵犯人權的做法,無不是延續甚至持續擴大布希時代的政策。
在少數菁英支配競選規則,限縮公眾參選空間的狀況下,台灣與美國,要毫無愧疚,絲毫不心虛的批判伊朗民主自然是很難。確實伊朗總統僅是最高政府行政首長; 做為國家象徵的終身職最高領袖由神職人員掌控,並非由民眾選出;但總統仍是主導經濟民生政策的要職。伊朗選舉讓八位路線與觀點還算是有差別的候選人,公平在公共電視與公共廣播各各享有405分鐘與285分鐘的專屬時間,並且而且從最後結果來看,公共政策與理念討論在此次還是重大影響選情的因素。
相對比較起來,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排除小黨候選人的鳥籠辯論只給兩大黨候選人各不到180分鐘的時間在電視辯論上發言,剩下的就各憑本事靠募款砸廣告了。台灣總統選舉方面,同年年初的總統選舉,各黨候選人只分配到三場共30分鐘的政見發表,加上副總統候選人辯論四場2個小時半的電視辯論(包含副總統),即使不算進主持人發表談話的時間, 各個候選人最多總計只有200分鐘的時間發言。
在這樣龐大的差距下,很難說台美確保提供各候選人討論政見的媒體空間之努力,能跟伊朗相提並論,也更難在整個選舉過程發揮重大影響力。在這樣候選人所提的公共政見討論,不占主導性地位的選舉,也很難說是民眾發揮公共自主理性下決定的高品質民主選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