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耕‧食 共同體

本文是對施朝祥的再談生命中的小黑箱01之回應與討論

楊勇明

我始終堅信，小孩能民主自治，公共托育系統當是向最小年齡不斷挑戰，以培力幼童民主自治，只有在實踐民主自治之過程，才能學習養成民主自治之心智心靈。父母之教養，再有耐心，再自覺民主，也無法避免威權關係，且也無法避免，小孩是需索者、要求者、撒潑者，父母是資源提供者、要求之滿足者及對小孩撒潑之威嚇利誘哄騙者。民主自治，即能避免前述。民主自治，也才能利於小孩去「自我中心」而更早地學習及內化同理心，學習及內化公共理性，即為維護小孩們共同利益與滿足小孩們共同需求之理性。民主自治，更能培力小孩們思考「成人」才須思考的事。若順應小孩民主自治之變革，父母與家庭之職能、角色及倫理關係也須隨之變革了。          

張世鋒

我個人覺得，在主觀上認定幼童應如何如何，使其培養民主自治，其實忽略了幼童的客觀狀態，雖然主張看似理性，但事實不然。舉例來說，三歲以前的小孩雖然有很基礎的口語能力，但其理解力極其有限，所以容易產生認知的落差。三到五歲漸漸可以明白大部分的生活用語，但許多名詞意涵的理解能力，在不同個體中也會有很大的差異。五足歲以後，各方面的能力其實才比較完整，且在群體之中的普遍成熟度也較一致。朝祥在此提及的依附關係，不見得只是物質上的依附關係，還包括幼童對於父母〈有些狀況是影響是個別來自同性或異性父母〉心理依附關係，這在客觀事實上也是需要參考的。

總之，要建立小孩的民主自治觀，就必須重視小孩的客觀發展落差，否則，罔顧發展歷程差異、個體發展差異，一昧地遂行民主自治，與威權壓迫又有何異？

「公共托育系統當是向最小年齡不斷挑戰，以培力幼童民主自治」，已經設定最小年齡，即忽視發展歷程差異，鄙人不知這樣設定的科學依據為何？又有何〝漸進動態變革〞之理？

我個人不是不支持幼童民主自治，只是幼童在不同年齡層都有其顯著差異，不把差異建立認知依據，只說培力，恐怕造成的認知更是南轅北轍。畢竟，培力二字不是仙女棒，一點就可以自動成形。再者，我們希望訴求的對象是一般群眾，若不把一些客觀事實與其訴求定義清楚，豈有〝培力〞群眾之效？

關亦然

探討科學精神，根本牽涉到對於真理觀的路線鬥爭：相對的真理觀vs絕對的真理觀。

絕對的真理觀認為：「這世上有唯一絕對的真理，我所說的就是真理，不容質疑也不容挑戰。」

相對的真理觀認為：「這世上無絕對的真理，我也不是絕對的真理，我的觀點都有待被驗證推翻。」

這兩條真理觀在政治上的路線之爭，就是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絕對的真理觀必然產生：

一、威權人格與威權的社會關係；
二、敵人政治/魔鬼政治；

抓起竹筷子便急著往洞窟探險的勇者/文

何謂科學人？以科學思維、方法、精神，以對待日常生活、工作、自己人生、公共事務，發展各方面之智能與潛能，當然包括公共智能。故現行被體制與統治意識形態所建構之科學家，不等於科學人，而且，其有違科學人之言與行，時有所聞，譬如李遠哲。目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之某些公開言行，亦離科學人遠矣。

何以科學家竟不是科學人？幾可言，須歸因於台灣升學主義及其科學教育。台灣之科學教育，僅僅專制威權地灌輸套裝、固化及階梯化之科學知識，然而，知識，從來就不該以套裝、固化及階梯化之形式／結構被表述及灌輸。是以，所謂科學家，是在這一被灌輸及考試歷程中，被篩選出「學習」成效最頂尖者，且善於生產新的科學知識─ 並不符合民主公共需求之科學知識生產，科學思維、方法及精神未內化於科學家之心智心靈，故而，也就不可能推用廣用於其「專業」領域之外了。

科學思維、方法及精神之內化，須於日常化之科學實踐（科學實驗，僅是科學實踐之一種形式或行為）中育成，然而，台灣升學主義之科學教育完完全全地去科學實踐化，反科學實踐化。灌輸與考試，根本就與科學精神水火不容。忠於科學之科學教育，就是創造良好環境，培力孩子們在日常化之科學實踐中，以學習科學。實踐與學習，本是永恆辯証循環關係。

於日常化之自主科學實踐中，實踐者自然產生求知求真求索之強動力，自然學習研究已被生產出來並普獲科學社群肯認之知識，並將知識活用與創造性運用於有目的有計劃之科學實踐。只是，最好之科學教育，忠於科學之科學教育，恰恰須去教科書化，去課綱化，去課程化，去教室化，去教與學之單向化。學校教育體制之形成及佔統治地位，是從內在及根本上反科學！

科學之原始精神，就是懷疑精神，就是從對神權（如伽利略）與王權之鬥爭中育成，不為所有權力低頭之求真精神，科學應當始終與各種統治權力及威權保持必要之距離，甚至，為求真而頑抗到底。是以，科學之原始精神與民主精神也有內在聯繫。

然而，西方科學在擺脫了神權與王權之專制思想壟斷後，卻轉入了受資本主義奴役之列，或者為資本化／軍國化科技之腦力勞動出賣者，或者為某些資本利益之吹鼓手或科學打手。

本來要寫02，但是看到大家的反應後，我想應先把01的部分再談清楚會比較好。

潘朵拉盒子中，最後的一個災難叫希望，取名為小黑箱是為了找到那最後的一個災難。

關於我生命中的故事，是談一個叫無法說出的苦，因為我們習慣看、習慣談快樂的事，那為什麼要提出來呢？是為了要談清楚某些事。

苦過了就過了，但作用會留著，有很多時候，有相同際遇的人，一看就懂，一聽道知道，心中馬上會引起一種共鳴，與惺惺相惜，或說是同病相憐也無不可，但總不希望是相濡以沬。

我的故事對很多人來說，實在是過於沉重，但在和諸多朋友中，並不是最苦的，故事也不是要抱怨誰，如今和我一樣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教養的小孩仍然存在，是故我希望有一天，有機會的話，不要在讓許許多多的小孩失去被良好教養的機會。

那文章後記提出，公共託育讓小孩不會失去應有的教養問題，但沒有提到公共託育的內容，公共託育的內容與職能如果不能討論清楚，其實很難以轉換成具體行動，以促進變革。

相對而言我很幸福，我的幸福是我的父母沒有放棄我，在他們能力範圍內，還給了我很多的機會與資源。他們很努力了，但仍然很挫折，因為身為父母，卻不知道如何作一個父母，養到一個他們不會養的小孩；會生孩子，卻沒有能力享受親子之間應有的情感關係。在我所看到的世界中，這樣的問題不斷地上演著。

如果是一般的小孩，這問題會被其它的樣貌蓋過，而身心障礙會讓的問題更為清楚與深刻，如果沒有社會的支持系統，那麼個別家庭再怎麼努力，也難以建構出一個合理的人生。

父母親的職能不是生孩子，而是要如何教養孩子，但是我們有很多人，其實不懂如何當父母，所以公共託育系統可以協助父母去當父母，針對特殊教育的孩子的家長，也可以得到應有的支持，讓家長不會到處很茫然地找教養孩子的方法。

最後提出二個問題：

游清源

這裡所談的理性，並非表面舉止上的溫良恭儉，或者時下流行的"有禮貌"。理性人講求的是，理性的構築目的，由目的決定內容，由目的決定形式，由目的決定方法，由目的決定策略，由目的決定手段。非理性人或者不問目的，或者，常將後者置於目的之先，或者，取代了目的。
　　
所謂形式主義，即反目的理性，或者，不知目的而為，或者明知目的，卻不顧目的，依形式而為。形式主義不只是在公部門當道，在企業，在民間團體，乃至「社運」團體，亦是普遍現象。抗爭主義，是形式主義的一種變形。所謂「社運」團體為博媒體「青睞」之新聞操作設計，而不管新聞操作之公共目的及實際公共效果，也是反目的理性之形式主義變形。

很多創意構想及實踐，也與目的脫勾，為創意而創意，亦反目的理性。為某一目的而規劃辦活動，但往往將辦活動異化成目的，此也是常見之反目的理性型態。

許多人做事，做決定，反應，行為，起心動念，或者，不先想目的，或者，不符合已設定之原初目的。

理性之另一對立面，是情緒，包括了根源於自我意識以及個人主義之情緒，與出於道德主義、義憤及仇恨之情緒。理性並非管控情緒，而是理性地對待、思考及審省情緒之因，情緒之源，情緒形成過程，理性認識探究情緒，才能降低情緒之干擾及負面影響，才能逐漸消除情緒，逐漸使自己不受情緒之驅役，以重建心智心靈之自由與自主。

不過，出於道德主義、義憤、仇恨之情緒，由於集體化之意識形態殖民、共振、相互強化及正當化，以致狂熱化，理性最難以介入與立足。

張世鋒

我們對於房地產問題的探討，往往出於它本身的〝投資性〞，因著其投資性特質使得炒作成為可能，所以在打房措施的相關思考上，便聚焦在壓抑投資這件事情。但事實上，房地產的炒作問題之所以複雜難解，主要是因為我們對其價值認識不夠清晰，導致解決之道容易失去準度。

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上來看，房地產的價值主要分為生產價值與剩餘價值。生產價值由土地成本〈注一〉、營建資本、勞動生產所構成；剩餘價值則是其生產價值以外的增值價值，就是所謂房地產炒作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初步瞭解此兩種價值後，我們會發現房地產依著兩種價值所衍生的功能差異：生產價值所衍生的基本功能─居住使用，與剩餘價值所衍生的基本功能─利潤追求，此二者天差地別，但卻常被混成一者而談。

生產價值其物質特性都是可以清楚計算的，即便隨著外力影響而有所改變，像是折舊、天災人禍損傷等，但都可依據其土地、營建成本而合理、精確估算。基本上，生產價值只會隨使用年數增加而減少，即便建物擬定定期的維護計畫，使其使用年限可以適當的延長，但基本上生產價值都不可能因年數而增加〈像汽車就是明顯的例子〉。

剩餘價值的狀態就比較複雜，雖也會因外力影響而改變，但其價值的增加與減少，主要是因為投資者與炒作者的主觀價值判斷，另外加上外在環境改變的客觀因素而定。但房地產的剩餘價值，往往誤導了一般人對生產價值的認知。一般人以為一間房子的優劣除了屋齡、屋況以外，還包含了地段、交通、未來升值潛力等價值因素，但殊不知那些其他的因素都是剩餘價值的影響因素，而不是使用價值的影響因素。

此兩者認知混亂首先造成的影響，就是人們不注重生產價值、只重視剩餘價值。因為當我們只眼巴巴地關注剩餘價值時，一般都不會制定建物的整體維護計畫，以延長期使用年限〈頂多是加強裝修而已〉。像私人車輛，也算是高單價商品，我們為了延長其使用價值，也都至少會進行基礎的保養，但價值更高的房屋我們卻很少進行維護計畫，豈不怪哉？目前大概只有商業建築，為了維護其商業利益才會真正注重其維護計畫。再者，不制訂維護計畫除了不能延長使用年限，還會因為維護意識的低落，甚至縮短了使用年限。當使用年限不長時，就代表購置新屋成為一個必要選項，因而造成目前都市中「新者愈新、舊者愈舊」的建築景像，同時也造成日後都市更新的難題。

施朝祥

三、四歲時，爸爸離開鄉下老家到鄰近小城鎮創業，住在頂樓加蓋的小屋子上，屋子外的小院子約有三十坪是我嬉戲的地方，也是我當時生命中的全部。雖然說是嬉戲，但並沒有所謂可以稱之為玩具的東西，每天就在院子中爬來爬去。我那樣子不能說是爬，像彈塗魚的樣子，用二隻手拉著身體到處逛來逛去，下半身就像的召掃帚一樣掃來拂去。

雖然搬到了小鎮上，但鄉下人總要養雞的習性還在，我家也在院子的角落養了幾隻雞。這會有反應的動物，就成為我的最愛，三不五時總要去看看他們。

有天，母雞突然下蛋了！

我看到很雞蛋後，異常的興奮，感到那是天下中最奇妙的事了，我吃的蛋竟然是母雞這樣生出來。怕那神奇的蛋會消失，我就馬上把把手伸進雞籠，小心翼翼地把雞蛋拿出來，去向母親炫耀一番。

打從那天以後，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爬去雞籠旁，專心的注視著，母雞有沒有下蛋？

有次，我去的太晚，結果雞蛋被旁邊的火雞啄破了！那天我難過了很久，從此都會一早就守者那雞舍，一定要把雞蛋搶到手，絕對不會再讓火雞來破壞。

張世鋒提供

生活在都市裡，尤其在五大都會區，除了街上偶爾遇上車禍死人外，真的很難看見死人〈說實話，應該沒有人想看到〉。但別說死人，連抬著棺材的送葬隊伍都看不到，與死亡相關的種種似乎被隱藏起來，很想問一句：「死去哪兒了？」

死去哪兒了？想當然爾，「死」被偷偷藏起來了，關於死的種種都被關在所謂的殯儀館裡，所有的眼淚與對逝去親人的不捨，都被社會體制以一種極為穩妥的秩序收納起來。想起以前小時候，冷冽的冬天一到，街頭巷尾總有幾個老人撐不過嚴寒而駕鶴西歸，於是街頭巷尾就搭起棚子、終日誦經聲不斷。有些死亡儀式著實繁複，就像電影「父後七日」裡那些整「活」人的玩意兒，既不文明也不環保，只是以駭人的繁文縟節來逼迫後人展現「孝心」，那就大可不必。

可現在談都市墓地的必要，真的有些天方夜譚，畢竟都市空間寸土寸金的，裝活人都不夠了，哪裡還有餘地來安置死人？把墓地請回來，說這話的人真是文明倒退、腦袋進水！但是「死」─指的是相關的習俗與過程─作為一種長期累積的文化資產，雖然有其不文明與封建性，但就這麼在人們的記憶裡被抹得乾乾淨淨，難道就順理成章？

圖一 都市裡，此種送葬隊伍幾乎成為絕響

作者/李子紅

目前，我們對於合作化之理解及想像，其實限於農地相鄰相連農民所組成之地區合作社，但多年前有學者曾提倡單一作物跨區合作社之概念，此兩種合作社並非衝突，反之，須相輔相成。甚至，單一作物跨區合作社之「社員資格」不是個別小農，而是地區合作社集體。

單一作物跨區合作社之職能係實現全台灣計劃生產及市場供需之總體調節，個別之地區合作社仍無法準確預估全台灣各種農產品之供需動態資訊，故唯有由所有個別地區合作社組成各種單一作物跨區合作社，才能調查統計各種作物之總生產面積、總產量及總消費量，據以進行各地區合作社之間民主協商分配、生產面積上限規範，以及因應市場動態之即時調節。

從地區合作社往單一作物跨區合作社發展，即是公民社會在農業體系自治之擴張，即是公民社會向「國家」奪權，屆時，農政單位僅餘執行預算編列及立法修法草案研擬之職能，故須大幅裁編了。

張世鋒

這幾年來，有時為了陪小孩玩耍〈也是為消耗其體力、較易入眠〉，晚間都要到附近公園去玩躲貓貓，假日時，這個躲貓貓的任務就落在小孩的外公外婆身上。這不禁讓我感嘆，童年記憶裡的躲貓貓是沒有父母的，更別說祖父母了；這倒不是埋怨童年沒有父母陪伴，而是自己小孩的玩伴在哪裡？鄰里間玩耍的空間又在哪裡？在這種缺乏與同齡玩伴環境長大的小孩，會有公共化的思維嗎？

當下有一個處境是值得思考的，就是出了住宅內部，除了鄰里公園，所有的空間都是流動性的，幾乎沒有可供小孩玩耍、大人停留互動的公共空間。在此狀況下，人們對於街道的記憶就會淡薄，鄰里居民的交集就會少得可憐，更別說公共化的生活了。所以高度的都市流動性空間，就成為市民公共化的障礙，要改善這樣的困境，就必須把鄰里間〝僅存〞的公共空間加以改造，使其發揮最高的公共特性。

目前都市裡鄰里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公共化改造的，大概有下面幾個類型與其改造方式〈以修法或建立鄰里公約達成〉：

一、騎樓─加深1~2m，使其可容納座椅〈繞柱〉或洗手台等等公共媒介：

相較於過去汽機車數量較少，騎樓的活動範圍往往可以延伸到道路周邊，目前由於馬路使用滿載，即使騎樓本身沒有車輛、障礙物占用，也不過適合步行通過而已。是故，透過加深騎樓的縱深，一方面小孩的遊戲空間就有了著落，另一方面讓居民的生活可延伸到騎樓。當居民的生活延展到公共空間後，其交流才有可能增加，為鄰里公共化提供良好的準備。

二、公共介面─如巷弄之牆面與牆角、零碎之閒置空間之高效利用：

楊勇明

文藝復興之人主主義（替代中世紀之神權統治，即人活著是為了服從上帝之意旨）崛起，嗣後資本主義與科學革命相互而興，征服自然世界之人類中心主義逐漸成了主流意識型態。

於是，動物，便以全球範圍地、空前迅猛地淪為人類圈養、獵殺、抓捕、屠宰之物，或為供人類為休閒而「觀賞」之物，隨著醫藥資本化科技所需，則供其實驗。另一方面，為滿足資本主義下普遍且日益嚴重之生命個人主義化精神需求，則成了寵物。

寵物社會之到來，給予動物保護之最有力社會支持。但不朝向社會變革（人與動物關係之重建）之動物保護運動，必微弱而無以抗擊資本增殖積累不已，持續對動物進行奴役之勢。

動物保護，猶如兒童保護，仍有著父權意識型態之殘餘，其實，人類更須以動物為師，從觀察、科學研究及與動物相處之過程中，蘊藏著無窮盡足資人們（不分年齡）省思、學習、啟悟、研發之智識。

當人們真誠謙虛以動物為師，並將所獲不斷予以記述、闡揚、宣傳及付諸公共討論，進而納為教育內容，才能使人類與動物之關係變革，重建，而不再只是父權式之動物保護。

施泰翔

2009年的伊朗總統選舉，尋求連任的阿賈馬丁以大幅度差距擊敗號稱改革派陣營的候選人。過程中雖沒有可信的大規模舞弊證據，然而由於改革派陣營親西方，支持開放伊朗市場供西方企業進場獲利，並且企圖大規模削減重要民生補貼，以減少財政負擔，有利於增加企業投資信心；西方政府及媒體，包括自由派的衛報與紐約時報， 便實施大規模的壓力及媒體攻勢為反對派聲援，聲稱阿賈馬丁政府缺乏連任的正當性。

而反過來看，2000年的美國大選，右派藉由從佛羅里達州的黨機器到最高法院的共謀，偷走了這場選舉，但國際社群竟沒有對此譴責的聲音。然而此選舉的影響絕對遠大於伊朗阿賈馬丁總統連任。

布希政府所造成的災難，絕不僅限於美國一地，包括內部放空對金融業的控管，增加金融業舞弊的空間，進而自毀，造成全球金融危機，其民生影響各處都感受的到； 以及對阿富汗、伊拉克發兵，造成大規模民眾流離死傷。其中美軍在伊拉克大城法魯甲進行鎮壓時，侵門入戶，看到自以為可疑的人士就即席進行槍決，甚至使用化武，造成當地孕婦生出大量畸形胎兒，所造成的災難難以計數。

然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除非是中國、俄國、古巴、伊朗或委內瑞拉這樣的"民主與人權之敵"，有誰敢對美國吭一聲?

台灣就算換做是較進步的政黨執政，基於現實考量，真的有實力對美國發出反對之聲?這就顯示由民間進行跨國串連，進行國際抗爭的重要之處了。政府不能做的，民間有做的彈性。政府向美國嗆聲有其不便之處，但至少在進步理念下執政的政府，可用保護民間結社及言論自由的名義，不對民間的行動做限制，甚至設法積極在法令上提供方便，讓民間能充份進行發揮。對於國際人權正義之維護，也只有公民自主集結的組織能承擔起此任務。

施泰翔

菲律賓民達那峨省回教反抗軍，為爭取從文化與信仰不同的菲律賓獨立，長期發動流血抗戰。近期在中央與主要反抗軍進行自治協定，戰火有望就此休止。同時在和平組織主辦之下，數千民達那峨民眾與其他菲律賓民眾透過大螢幕進行大規模視訊會議，互相表達對各自的看法、觀感，試圖藉直接交流與認識來促成和平。這樣的做法，值得廣泛的在各種族、宗教衝突中推廣。

特別是近年有美國的白目燒回教經典，錄製反穆斯林影片，引起中東回教國家大量的不滿。其中有流血抗爭，也有許多穆斯林信仰者以平和，理性地表達不滿(雖然媒體為追求新聞性，特別集中在報導激進份子的行動；同時部份組織跟政客刻意進行煽動，企圖進行政治利益收割，因此而造成穆斯林社會的回應暴力激情的媒體印象)。對此有穆斯林信仰者要求國際社群藉由制定"反褻瀆法"的方式，對不尊重其他信仰的人士進行法律制裁。從類似法律在巴基斯坦實施所造成的慘況來看，這必須反對到底。

在巴基斯坦，反褻犢法常成為主流社群迫害少數族群的工具，少數社群被栽贓、誣賴不尊重伊斯蘭經典，遭主流社群的暴民暴力燒毀家園、動用私刑的狀況時有所聞。今年更有穆斯林教長為趕走社區中的基督徒，栽贓當地一位智能不足基督徒12歲女孩燒毀可蘭經，造成其住所遭激情民眾燒掉，被迫逃出家園，政府還必須把那位被誣陷的女孩關起來"以進行保護"。

反褻瀆法在巴基斯坦尾大不掉，雖然有相對自由派的政府高官出面試圖運用政治影響力廢除，但這些高官一一面臨遭暴力恐嚇威脅與暗殺的命運。有一位甚至還遭自己身邊的侍衛暗殺。即使因社會環境與氛圍不同，在其他國家實施反褻犢法不見得會造成在巴基斯坦的狀況，但是高壓實施懲罰，企圖堵住煽動性言論，終究是不可能達成期待的效果。不滿跟仇恨終究會找到方式發洩。

理想的方式，是每當日後有類似的種族、宗教衝突發生，包括帶有種族、宗教仇恨的言論大規模的在網路曝光，聯合國應主導，大量邀請相關的一般民眾透過類似菲律賓大規模和平視訊會談的方式，集體透過大螢幕跟口譯進行視訊會議；並且在youtube上進行廣播，並在各重大國際媒體，及相關國家主要媒體買下節目時間，進行播放。

在會談中，讓參與者民主的發表對衝突的觀感，並在會議上設法探索解決之道。

施泰翔

我們時常可以看到，遇上國際重大外交衝突，重要外交人員被請來穿針引線、協調折衝；當爭端解決，功勞總是被歸功於一開始就對爭端發生有責任的決策者能夠自制，以及負責協調的外交官員手段高明。這樣的狀況不論執政的當事國政府，其名義上的政治立場是左是右，都是如此。然而，在有實質意義的左翼外交做法，是不應該放任此種傳統菁英密室解決，繼續主導國際外交。

每當發生外交衝突，負責決策者跟折衝者總是資產階級權貴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為了競逐市場、獨占資源、累積私人資本；本質上就難以避免相互競爭、發生衝突。當資產階級為私利發生衝突後，必然唱以民族主義，以分化當事各國民眾彼此間的情感，藉以煽動民眾的情緒，讓民眾自發的鼓起熱情，支持資產階級為悍衛私人資本而採取的衝突政策。而必須上戰場流血，犧牲性命的自不是資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主導的外交政策，只要符合損得算計，自然便不會對動用暴力手段躊躇猶豫。

因此，左翼的外交政策；各國民眾彼此共榮共存的外交政策；大家共享資源，拋開競逐關係，彼此合作的外交政策；必須要由公民來發起、由公民來談判、由公民來主導、進而各自對政府產生壓力；這才能實質團結各國的民間力量，避免戰爭的發生。

由公民主導的外交，可由大規模的民眾跨國遠端集體進行視訊會議開始。這樣大規模的遠端會議要達成共識不會是容易的事情，不過首先可藉由這樣的會議讓參與的各國公民了解各自對衝突的觀感、各自的立場、了解各自憂心的事物。會後再各自民主討論，民主的選出能代表眾意的談判代表，接著再由這些人代表各當事國的民意，開會進行協商，設法達成共識；最後再拿各自的共識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運動，以內部民意逼迫政府屈服。

少數寡頭菁英埋下的民族衝突引信，需由公民主導進行解決。在全球面臨暖化與氣候變遷；以及人口增長所造成的糧食，用水與資源不足等問題越來越迫切的當下，照現行的外交模式，激烈的國際爭端與衝突將難以避免。理想的社會變革也終究無法在一個國家內獨善其身，必須透過國際合作，藉由統籌集體的資源與力量，共同解決；在這樣的認知下，要達成完整的社會變革，終究不能把外交決策權留在少數菁英手中，必需由公民擔負起此任務。

文  張世鋒

現在毒品問題往往被道德化思考，容易造成問題認知與解決模式的限制，反而讓毒品無法真正被控管。和許多商品一樣，毒品的使用也有階級之分。因著不同階級使用毒品的種類，其造成的各項問題自然也不同，多半我們所認知毒品所造成問題，其實是中下階層的毒品問題。

中產階級以上使用的毒品：海洛因、古柯鹼之類的高級毒品〈也是高價毒品〉，其成癮性較低，對身體危害也較低。此類毒品其實較接近麻醉藥物，能紓解壓力，常被資產階級使用。只有極少人上癮後不可自拔，甚而導致傾家蕩產，所以引發的治安問題甚微。高級類毒品通常不是查緝重點，所以很少在新聞中看到有人因吸食此類毒品被逮捕，但弔詭的是，新聞中卻常看到有人因挾帶闖關被捕，可見其需求量不小。

下層階級與年輕族群使用的毒品：安非他命、K他命等毒品相對廉價，成癮性高，對身體危害也較大。所以下層階級常因毒品花費大，導致偷竊、搶劫等犯罪行為屢見不鮮，或是黑道用於人之控制，造成治安極大的隱憂。而且這類毒品的嚴重成癮者，形同毒品的奴隸，一旦缺錢購買毒品，便無所不偷、無所不當，通常家裡稍有價值的物品，包括家人手機、筆電、電視等3C必需品，也都會被拿去變賣，造成家人極大的困擾。之前也有案例顯示，毒品成癮者因向父母討索金錢未果，憤而殺害父母、造成重大治安事件。

筆者青少年時期〈九O年代初期〉因為全台安非他命大流行，不僅建中、北一女等明星學校，甚至軍校、警校都被查出有人吸食，我的朋友〈大多也是前三志願學生〉也有不少人吸食〈我只曾在旁被迫吸二手的〉。當時政府因為事態極其嚴重，採取的手段相對開明，把吸毒者當作病人，只要向各單位自首〈包括學校單位〉，就會施以輔導和追蹤且不列入前科記錄〈幾乎除罪化了〉。當時只把毒品之販賣者與運輸者施以重罪，算是在方法和態度上有比較良性的轉變，但待那波毒品風潮控制住以後，所有開明作風就隨之結束。

對於毒品的控管，我個人的見解是，應先掌握吸毒者的動態，先避免上癮者因金錢問題造成的社會治安問題，之後再針對成癮者，進行人道與集體性的互助式治療。所以，政府應該以登記的方式〝低價〞供應〝高價〞毒品〈對身體危害較小〉，且只能在規定場所吸食，然後再施以各種輔導、戒除手法。一來讓治安隱憂降至最低，二來打壞毒品市場的價格，使販毒無利可圖。

關亦然

毒品來自於兩方：一是需求方、一是供給方。現行對於毒品的防制最大的錯誤在於無法有效降低需求方，也因此，有龐大的需求方，就無法有效壓抑供給方。

原子化高度個人主義之社會與社區，對販毒與吸毒漠然，熟視無賭，使抓毒者可與販毒者勾結，才是毒品橫行之沃土．毒品，六輕，政客，霸凌，髒亂．．．，皆是在相同之社會沃土裡滋長而猖獗。

那麼，為何會有龐大的需求方呢？

一、毒品防制的教育裡面，往往是透過單方面的權威宣導，無法培力自主理性；

二、現行的勒戒形同監禁吸毒者，但監禁無法有效根除吸毒者的行為；

三、在升學主義體制底下，有一大批的學生由於無法被規訓（即所謂「不良少年」），這些不良少年就是未來的犯罪份子、黑道成員、以及吸毒者。

燕子享

在美國總統大選正熱的時候，英國衛報有人投書批評美式民主。然而，英國人有什麼資格對美國講民主?在所有英國人民的頭頂上，有著一小撮王室特權階級，光憑他們的血統與出身，就能享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財富，地位與尊敬；這批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該國的體制最反民主的象徵。近來英國王室週邊發生了一樁悲劇。這項悲劇揭露的是王室階級的存在本身對一般民眾的壓迫，與英國社會各界對王室普遍不加反思的崇拜與擁護。

近來王子妃劍僑公爵夫人凱特因懷孕而住院，有兩位澳州電台的DJ假冒女王，打電話到醫院，企圖騙取凱特孕事的最新進度。而接到此通惡作劇電話的護士懼於王室的權威，聽到來人自稱女王，不敢輕忽此通電話，雖當時不是病人可接受拜訪的時間，照醫院規定是不能轉接該電話到凱特病房去的，而該護士還是轉接過去了。接下來病房的護士也受騙，洩露了凱特最新健康狀況，而在DJ得意洋洋的將惡作劇電話的成果公開之後，引起了渲然大波，接著之後發生了轉接電話到凱特病房的護士自殺身亡的事件(新聞媒體包括BBC對此事都很畏懼於損及王室形象，雖然這很顯然是自殺，但事件發生的當下，BBC新聞報導根本不敢用自殺這個詞)。在悲劇發生之後，兩個打惡作劇電話的電台DJ立刻成了眾所指責的焦點。不過過度將焦點放在兩名DJ身上，根本掩飾了此事件背後病態的結構性問題。

要不是新聞界面對王室所謂的"喜事"，都當成價值極高，值得社會各界關心的重要社會新聞，大加放送播報，這兩位DJ哪會把取得凱特最新狀況當成能重要獨家，不惜行詐騙手法，也要試圖竊取情報?

包括在劍橋公爵夫婦成婚的時刻，連衛報這樣號稱自由派質報的媒體，都不加反思的在重要版面大量報導，所擺出的獻殷勤姿態讓人噁心；此次凱特懷孕，英國各黨政治光譜從左到右都主動祝賀，聲稱這是國家重大喜事；甚至還有新聞主播熱情衝腦的表示:"凱特所懷孕的胎兒，不論是公主還是王子，都將在他們走出娘胎，呼吸在世上第一口新鮮空氣之前，對這個國家的未來造成重大影響"，想想，一個國家的體制能允許一個胚胎對該國造成重大影響，這有多亂七八糟?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一家醫院不慎洩露了王室健康機密，自然事情嚴重，所受損的不僅有聲譽，也包含財政收益。在這樣的環境下，受騙的護士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雖然王室自動撇清，在此事發生之後，他們也主動向醫院表示關懷，要求不要懲罰受騙的護士，院方也大力稱讚去世的護士認真與負責；但這都掩蓋不了，此事是整個社會對名流與王室血統盲目的崇拜所製造出來的階級壓迫。英國女王不時能聽取首相對其做國政報告。雖聽說女王斷事賢明，但為何不是一個憑個人努力與眾人支持的人物，經由公平、公開與民主的程序坐在那個聽首相報告的位置上?

到目的，英國王室對法案仍存在著實質影響力，首先他們憑血統繼承了大片產業，雇用大量的人力，而任何法案只有牽涉到他們的產業利益，內閣便必須向皇室就法案內容徵求其同意，並就王室的方便對法案內容做修改。此事在經人權律師接發，並告上法院要求政府公開這個程序實際上怎麼樣在運作，其細節為何時，保守黨政府更採取抗拒與不合作姿態。像這樣明目彰膽的存在階級分化，明文上就是特權階級的一撮人受到各政治勢力，社會各界與各立場媒體擁護的國家，有什麼資格教訓別人民主?

(本文原刊登在台灣立報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4764)

■選制公辦化改革研究會

在台灣有一奇特現象：區域立委，尤其是非台北市之區域立委，不能不於選區內勤跑攤。紅白帖、社團活動、廟宇活動、各式應酬及邀宴，凡是有人氣之場合，即便立委本尊來不了，也得派分身露臉，甚至還得掏腰包贊助，這一切，就是為了固樁、為了連任。

此外，在選區內設服務處，在國會辦公室聘助理，以專責處理選民服務，雖謂為選民服務，但所服務幾乎皆屬選民個人問題，而非關政策、法律、制度、公共事務、集體性民怨民瘼及權益，故也非立委職責職能所應為，甚至，嚴重瓜分了立委善盡公僕職責及發揮公共職能之時間、心力及所需行政／公共資源。但為了連任，選民服務才是區域立委每天必不可少之「日常業務」！

2008年1月15日，新黨台北市議會黨團表示未來仍堅持「只問是非，不分藍綠」的問政風格，將選民服務擴大延伸到大安、內湖、大同等選區，為更多市民服務。圖左起潘懷宗、侯冠群與王鴻薇。（圖文／中央社）

施子文   

        如果，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在網路上號召各大學社團於各校持續舉辦演講、連署、發文宣、貼海報、在課堂上主動發問、進行問卷調查，以使各大學關注與議論壹傳媒購併案，進而，在校園內發動市場抵制台塑、中信金、旺中之行動；與數百名學生集中於台北抗爭，何者將對達成運動目的更有效益，這個問題值得認真的探討。

        數百名學生在台北抗爭，所能影響者，媒體，但媒體報導篇幅、報導觀點，從來不是抗爭行動所能左右。

　　但數百名學生若有計劃、有策略、有組織地（科學分工合作）在各自大學裡積極宣傳動員，其運動效果，會比寄望於媒體對抗爭之報導更為明確。何況，若運動場域在各自大學裡，參與之學生與老師至少多出兩倍。

　　關鍵，在於學運觀，在於抗爭主義自覺或不自覺支配學運領導者之路線。倘若，學運路線是公民教育之補課，那麼，學運之宣傳、動員、教育、組織、培力之對象唯一，即校園學生，所有議題皆用於對校園學生之公民教育，使學生開始自主思考，開始反省，開始從「學生本份即讀書」之統治意識型態中啟蒙，開始朝著大公民、公共人而生命變革。

　　當下，繼承抗爭主義傳統下之學運份子們看來都存在的普遍狀況，在於似乎都難以避免的，對抗爭路線以外的方式缺乏想像；因此是需要反省過往，對抗爭之目地與效果，多加嚴肅究問及深思，避免將抗爭當成本能反應。

袁紅兵

運動，是將最多數人民從冷漠無感無知捲入公共討論，以啟其關注與思考；還是將人民變成新聞爭議事件之「觀眾」與「簡單道德評斷者」──而非運動主張之評斷──呢？答案自然是前者，但幾乎所有「運動者」或「運動領導人」之「實踐」造成了後者。何以故？

個人主義，自我意識，作為蟄伏但卻統治作用之意識型態，才是前述「運動者」或「運動領導人」行為之真實支配因素。或者，從初始，前述「運動者」或「運動領導 人」就認為，運動，即是少數人發起抗爭，衝衝衝！運動之抗爭主義，似已成運動之唯一模式與想像！？運動之原旨，不是該有核心價值、運動目標及實現此目標之 路線、戰略及方法嗎？抗爭，不過千百種可能方法之一，但抗爭主義使其淪為唯一了！運動＝抗爭＝表演．．．前述等號，造就了陳為廷，以及未來不計其數的陳為 廷繼承者。

別再道德評論陳為廷了，問題在於生產陳為廷們的「運動觀」！讓我們重新界定運動吧！首先，反省個人主義與自我意識吧！

人耕食歡迎你投稿

人耕食網站為一公共性媒體，基於對言論自由的信念與媒體接近使用權之堅持，凡讀者來稿原則上全文刊登。相關注意事項請上http://cultivator.pixnet.net/blog/post/66670864